又是春夏之交，每年此时，刚刚泛青的草儿偷偷地探出了头，僵硬的土地已经变得像地毯一样柔软，牧民们赶着牛、羊、马在草原上开始放牧。也在这时，草原上传来悠扬的歌声，高昂浑厚的一个长调犹似天边刮来的一阵飓风，百花躁动，草原沸腾。
蒙古族音乐的代表乐器马头琴
在草原上，歌声伴着牧民们生产生活而来。千百年来，始终未变。就在疫情防控期间，内蒙古老一辈艺术家拉苏荣、金花、德德玛、那顺等人和乌兰牧骑队员在家录制来自草原的音乐，并通过抖音平台发布，将蒙古族音乐送到武汉，送给疫情防控下的中国大地，为打赢疫情阻击战鼓舞士气。
蒙古族音乐产生于北方草原，经历千年不衰。
隋唐时期，蒙古人的祖先生活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，后来他们走出森林，来到额尔古纳河流域，以狩猎和游牧为生。当时在狩猎和游牧以及祭祀中形成的原始简单的说唱音乐，其基本风格为“古短调”。当时的音乐体裁主要有:萨满教歌舞、呼麦、狩猎歌曲、英雄史诗等。
套色木刻《祭敖包》
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前，蒙古部落已经形成了祭祀歌舞、庆典歌舞、宴会歌舞、战阵歌舞祭祀歌舞。蒙古人最初信奉萨满教，在举行祭祀仪式时，都会有歌舞相伴。蒙古人在每次出师征战之前，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，众多将士在最高统帅的率领之下，围绕高大的萨满树跳起集体舞蹈。据《多桑蒙古史》记载:成吉思汗的先祖忽图剌汗，“英勇著名当时，进击蔑尔乞部落时，在道中曾祷于树下，设若胜敌，将以美布饰此树上。后果胜敌，以布饰树，率其士卒，绕树而舞”。
庆典歌舞。蒙古人推选出新可汗时，都要在庆典上跳起热情奔放的集体舞蹈。据《蒙古秘史》记载:“蒙古之庆典，则舞蹈筵宴以庆也。即举忽图拉为汗时，于额儿豁纳黑川，绕蓬松茂树而舞蹈，直蹈出没肋之蹊、没膝之尘矣。”
宴会歌舞。在蒙古人的喜庆宴会上，多有自娱性的即兴歌舞，鼓掌欢跳，击节而歌，载歌载舞。据《多桑蒙古史》记载，蒙古人“宴时作乐，偕以战歌，欢宴至夜半”。
战阵歌舞。古代蒙古人在作战时以战歌鼓舞士气，耀武扬成。《多桑蒙古史》记述，蒙古人作战时，“阵势即列，奏种种吹奏乐器，继以战歌，于是鸣鼓钲作战，发矢如雨”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也记载，“按照鞑靼人的习惯，战阵摆好后，就吹奏起各种各样的管乐器，继而高唱战歌，直到饶钹和战鼓声起，才开始交战，歌声、铙钹声、鼓声汇成一片，震撼山岳，使闻者惊骇慌乱”
当时光飞梭般地到达宋开禧二年（1206年）的春天，蒙古草原上的鄂嫩河仍在不知疲惫地奔流而下。在鄂嫩河源头蒙古诸王和群臣召开大会，会上44岁的铁木真被推选为“成吉思汗”。
成吉思汗通过东征西讨后，建立了史上最为强盛的蒙古帝国，这个国家的创建也为蒙古族音乐迎来了春天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，成吉思汗时期，不仅将蒙古族传统音乐发扬光大，还接受西夏人高智耀的建议“征用西夏旧乐”为己所用。
这个乐器叫雅托噶，汉名为蒙古筝
窝阔台继位后，采纳孔子51代孙孔元措的建议，收录亡金知礼乐旧人，得掌乐、掌礼及乐工92人，逐命编制登歌乐、制造乐器，“征用金国太常乐”，同时也将西域、中亚地区的音乐也搬到蒙古的宫帐里。窝阔台、贵由、蒙哥时期的音乐还是以蒙古族音乐为主。正如《元史》所说，“元之有国，肇兴朔漠；朝会燕飨之礼，多从本俗”。
在窝阔台汗的宫廷里，已经有了专门掌管礼乐的蒙古官员。据《史集》记载，“额勒只带学会了声律、宫廷礼仪和技艺，并逐渐成为受人尊敬的异密”。
忽必烈作为“思大有为于天下”之帝登基建元后，开始借鉴历代中原王朝的成例，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，由太常礼仪院“掌大礼乐、祭享宗庙社稷、封赠谥号等事。由仪风司“掌乐工、供奉、祭飨之事”。仪风司下辖云和署，为皇帝出行的仪仗队前导，分前、后二部，前部200余人，后部40人左右，以器乐为主，声乐次之；安和署为小乐队，仅24人；常和署管领回回乐人；天和署管领河西乐人；以及兴和署、教坊司等。据《元史·礼乐志》记载，忽必烈以迄，元朝诸有数次命大乐署“编制曲谐舞节，翰林国史院撰乐章”。
元世祖至元三十年(1293年)确定，社稷祭祀的曲，为镇宁之曲、肃宁之曲、亿宁之曲、丰宁之曲、保宁之曲、咸宁之曲，皆为祈求苍天佑护，六畜肥壮、五谷丰登，天下太平。这种音乐多来自南宋与金。如大朝会所奏雅乐为“宋徽宗所制大晟乐”，祭祀先农的镇宁之曲等则为金国旧曲。
元朝皇帝多喜游宴，筵宴席前每以歌舞助兴。明代大学者叶子奇就在《草木子》中记述，“曲宴用细乐、胡乐”。与庄重恢弘的雅乐不同，这些音乐大多热烈奔放、欢乐明快，被称之为宴乐。有些宴乐上承唐宋，“霓裳曲”就是源于唐玄宗时盛行的“霓裳羽衣曲”；《柘枝舞》、《胡旋舞》等源自西域，唐制时流行于世，白居易曾在诗歌《胡旋女》中描绘胡旋舞，“左旋右转不知疲，千匝万周无已时。人间物类无可比，奔车轮缓旋风迟。”。
《胡旋舞》中的场景
著名的《十六天魔舞》早在晚唐时已见于诗词中，在王建《宫词》中即有“色目男儿作汉歌，十六天魔舞袖长”之句。元代诗人张昱《辇下曲)描绘“西方舞女即天人，玉手昙花满把青。舞唱天魔供奉曲，君王常在月宫听。这些音乐时常成为元朝宫廷中奢华演出的必备品，在元末时，君王也是尽享天下，十六天魔舞成了宫廷娱乐的标配。
1368年，放牛娃出生的朱元璋顺天意、应民心，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权夺回，元顺帝妥欢帖睦尔退出大都，回到草原后建立北元。北元时期，蒙古宫廷乐队仍保留着相当的规模，有60余首歌曲，30余首乐曲，在宫廷祭祀与宴飨活动中演奏。
达延汗中兴时，长调牧歌趋于成熟，辽阔高亢、自由舒展的音乐风格基本确定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长调牧歌不仅成为蒙古族歌曲的典型标志，而且在蒙古族生活中得到完美的体现。著名的长调潮尔合唱宴歌《成吉思汗颂歌》，篇幅浩大，曲式复杂，音调激越，气势恢弘，带有引子、副歌、尾声等附属形式。体现出典雅华丽、庄严肃穆的草原颂歌风格。充分发挥了潮尔合唱的特色与强烈的表现力感染力，是长调潮尔合唱宴歌形式上最为完整、思想性与艺术性最高的代表作。
1578年，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拉坦汗率部皈依藏传佛教。这个时期藏传佛教便广泛传入北方草原，并居于主导地位。从此，蒙古族歌曲中产生了大量具有藏传佛教色彩的歌曲，因此蒙古族音乐中也产生了许多赞美佛教、歌颂活佛的颂歌。
跌宕起伏的呼麦宛若一部恢宏的史书
林丹汗是蒙古族最后一位大汗，在位30余年。林丹汗建立了规模较大的宫廷音乐体系，包括《笳吹乐章》67首，是带有潮尔合唱、呼麦喉音、胡笳伴奏的古老演唱形式；《番部合奏)31首，是器乐合奏曲，其中6首配有歌词。
1634年，林丹汗抗清失败，逝于青海大草滩，他的蒙古族乐队也为清军所获，将其列入清宫燕乐。据《清会典蒙古乐》记载“太宗文皇帝(皇太极)平定察哈尔部，获其乐，列于燕乐，是曰蒙古乐曲。
1713年，康熙皇帝为彪炳文治、弘扬礼乐，下诏编修《律吕正义》。1749年，乾隆皇帝遵循祖制，下诏编修《律吕正义后编》，以满、蒙、汉三种文字将《笳吹乐章》、《番部合奏》录人第47、48两卷，注明工尺谱，将这一文化瑰宝保留、传承下来。
蒙古族音乐在历史的演化过程中，集纳了突厥、回纥、契丹、女真等北方草原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，吸收中原汉室的音乐精髓，使其不断地在融合中发展。兼容并蓄，形成了有容乃大的蒙古族天籁之音。
这就是蒙古族音乐的生命和魅力所在，新中国建立后，蒙古族音乐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扎根生活沃土。1957年，内蒙古第一支乌兰牧骑（蒙语原意为“红色的嫩芽”，意为红色文化工作队）诞生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，一支仅有9人、两辆勒勒车、四件乐器的小队伍活跃在草原的农舍和蒙古包之间。1964进京汇报演出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充分肯定，并按照周总理的部署，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，影响很好。1979年乌兰牧骑走出国门，先后在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访问演出。
风行大草原的乌兰牧骑
近年来，乌兰牧骑已发展到46支，装备有了很大改善。但乌兰牧骑的方向没有变，宗旨没有变，精神没有变。他们誓要永远做草原上的“红色文艺轻骑兵”。
参考《蒙古秘史》、《多桑蒙古史》、《论草原文化》、《内蒙古民俗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