交通肇事罪是实践中较为高发的犯罪，形形色色的案件类型也对抽象的法律条文的解释提出了挑战。尽管通过司法解释的制定来对处罚标准进行细化，但还是有一些富有意思的小问题值得大家探讨。张明楷的《刑法学》教科书中就对司法解释的部分规定提出了质疑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刑法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的规定“因逃逸致人死亡的”，应该如何理解，应该认定为在逃逸之前需要构成交通肇事罪吗？不同的解读方式会产生何种不同的结果。试看如下两个案件的结论：
1.一人交通肇事致人当场死亡，符合交通肇事的条件之后逃逸离开事故现场，对于上述行为，应认定为“交通肇事后逃逸”，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
2.一人交通肇事后被害人未当场死亡，在此种条件之下逃逸离开事故现场，被害人应未及时救治后死亡，对于上述行为应认定应认定为“因逃逸致人死亡”，判处七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针对上面两个案件，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对比，即撞人当场死亡的，判的比较轻；未当场死亡的，反而判的比较重。
这公平吗？
因此有部分学者就主张，适用“因逃逸致人死亡的”前提条件，是逃逸之前已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。
这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说服性，逻辑上非常通畅。
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认定，即逃逸之前不需要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。
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刑法处罚的客观报应特点。
但是从交通肇事罪的法条设置来看，为何特别重视对逃逸的处罚呢，刑法中诸多的犯罪，较之交通肇事严重的不胜枚举，但为何均未将犯罪后逃逸作为加重要件呢？
这是因为在交通肇事的场合，通常只有肇事者才能更为及时有效地救护被害人，设置逃逸加重情形也是督促肇事者履行救护义务，更好地保障被害人的利益。
可见，法律条文的对比与逻辑之上，有更为重要的价值追求。
